1999年初，厦门海关一名退休返聘的老关员被召回档案室整理旧账。在为期三天的工作中，他发现了一系列可疑的保税仓库出入库记录，涵盖了1996年至1998年的交易。这些记录显示，某一仓库内同一批货物经过多次出入，货品名称不断变动，形成了七次循环。这一现象引发了他的关注，并最终导致了他在离开前所作的评论：“那些单子上的签字，全是一个人的笔迹。”这位老关员指向了时任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
事态在1999年4月进一步发展，一份长达七十四页的材料通过信访渠道从厦门寄至北京，最终转交给了海关总署。材料中详细列举了远华集团在厦门关区的走私活动，涉及金额超过五百亿元，其中包含了成品油、植物油、汽车等多个类别的商品。此类数据在后来的调查中得到广泛引用，甚至有言论强调赖昌星走私的成品油足以让厦门市民游泳。
在接收到这份材料时，牟新生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负责缉私工作。他的审查过程沿袭了公安系统的逻辑，需要首先对材料的真伪进行验证。为此，他请来一位在口岸工作过的前同事进行分析，后者确认材料的真实性。这一评估促使牟新生迅速做出决策，建议海关总署党组向中央报告，并请求中纪委介入，因案涉人员级别较高，海关系统难以独立处理。 球友
1999年4月20日，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对这份报告作出批示，决定由海关主导展开调查。此项工作代号为“四二〇”。在这一联合办案小组中，牟新生任副组长。然而，信息在当地的传播速度远超文件流转，赖昌星在批示发布前六天便获知了相关内容，显示出海关系统内部或更高层次存在信息外泄的情况。
在得知即将开展的调查后，赖昌星采取了应对措施。他首先从财务部门调取了3700万元现金，并预定了前往北京的机票。他通过一名公安部局长作为中介，试图用现金贿赂牟新生，但据回报，牟新生对此表示拒绝，称“姓牟的不碰这个钱”。这一结果使赖昌星意识到其过去的手段在此事件中失效。
值得注意的是，牟新生在审查材料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该案件处理的复杂性，特别是材料追溯至赖昌星的提前了解，提示他需警惕潜在的威胁。赖昌星在电话与杨前线的交流中表达了对牟新生的担忧，并暗示如情况恶化，未来可能需寻找办法将其除掉。此通话内容最终被情报部门截获，牟新生由此意识到风险的严重性。 球友
在中央的重视下，牟新生在1999年6月20日飞赴福州，启动了针对赖昌星及其伙伴的深入调查。此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海关系统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彰显了国家在反腐斗争中的坚定决心。
综上所述，此事件中赖昌星的走私活动及牟新生的反腐措施显示了复杂的权力与责任关系。研究表明，反腐斗争不仅需制度保障，更需对个别人士的警觉与分析，为今后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